有媒體報道，受災害天氣影響，我國最大菠蘿生產地廣東徐聞縣上億斤菠蘿滯銷，最低價格跌至5分錢一斤也無人問津。與此同時另一條消息也引來關注，徐聞縣一些進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農場，種植的菠蘿卻賣出了滯銷菠蘿60倍以上的高價，且供不應求。

同一產地的菠蘿，為何遭遇卻是冰火兩重天？分析一下不難發現，滯銷的菠蘿大多是“百年未變”的本土品種——巴厘菠蘿，自從上世紀20年代引進種植后，便未進行改良；而賣出高價的菠蘿——“臺農17號”則是農場經過考察后，兩年前剛引進的優良品種。

新老品種的不同遭遇，深刻揭示了除天氣災害、產量過剩、銷售渠道不暢等因素外，落后種植習慣導致農產品結構單一、產品品質不高，難以滿足市場需求這一農產品滯銷的癥結。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對于優質農產品的需求越來越大，然而需求側這種強烈的訴求顯然還沒有效轉化為供給側的自覺。一邊是市民渴望菜籃子里裝滿優質農產品，一邊是農民守著大量普通農產品賣不出去。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不對稱如同一個巨大的裂隙，類似徐聞菠蘿滯銷事件正是這一裂隙的生動反映。

那么，有人會問，既然癥結已經找出，避免滯銷再發生，農民改變落后種植習慣，改種新品種，問題不就迎刃而解了么？然而從現實層面看，要想實現這一點并不容易。以徐聞菠蘿為例，當地農民并非不知道“臺農17號”“金菠蘿”等新品種，然而即便經歷多次滯銷之痛，很多農民也不會輕易改種新品種。農民有自己的現實考量，種種因素制約了他們種植優質農產品的積極性：

一是優質農產品技術要求高、投入成本大。從品種、生產環境、操作技術來說，優質農產品都有較高的標準和要求，并且常常會超出個體農戶的能力范疇。以“臺農17號”菠蘿為例，不僅需要覆地膜種植，安裝噴灌設施，實施水肥一體化，還要求實行輪種，除種植大戶外，土地少的散戶很難達到要求。

二是優質農產品相對產量低、生產風險大。優質特色農產品較之普通農產品產量有限，對產地環境要求較高，一旦技術不達標或管理不善，賠本的幾率大為增加。徐聞當地有農民曾嘗試種過“金菠蘿”新品種，但最終以失敗告終。

三是銷售渠道、方式不變的情況下，優質農產品收益未必比大路貨高。目前大部分農區并未建立普遍產供銷利益聯結機制，大多數農民仍然依賴經紀人收購、企業再加工后供給市場的傳統流通模式。在農戶、新品種農產品銷售渠道和市場沒有形成有效對接的情況下，農民經營風險加大，越是種新品種，越是可能面臨種出來卻賣不出去的風險。

正是這些現實因素的制約，農民在做決策時容易產生這樣的心理：熟悉的、傳統的品種才更安全、更保險。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農業生產習慣上的“惰性”。當前，我國正值農業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改革，優化農業生產結構，提升農業競爭力，發展綠色、優質、高效農業，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然而這一切必須充分調動、加強和提升農民改革的積極性，不能只是政府“剃頭挑子一頭熱”。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不能強求農民有如此大的魄力去對抗外在的風險和內在的慣性。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在農業供給側改革中，發揮“引路人”和“穩定器”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加強培訓提升農民的素質和眼界，提升農民改革主動性；另一方面制定合適的配套政策措施為改革“保駕護航”，比如提高優質農產品的種植獎補，開展農產品價格保護險等。

其次，如何有效把農民組織起來是問題關鍵。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千家萬戶的“小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只有將農民有效組織起來“報團取暖”，在瞬息萬變的市場海洋中，他們才能有生存的底氣。要充分發揮農民專業合作社、行業協會、龍頭企業等在組織、聯合、動員農民方面的積極作用，積極推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不斷提高農戶闖市場的能力。

此外，要切實提升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不斷健全農產品市場體系，完善農產品流通方式，加強農產品冷鏈、分揀、物流等基礎設施建設，提高農產品精深加工能力，進一步理順優質農產品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利益關系，擴大農民的收益份額。

一方面滯銷，一方面供不應求，徐聞菠蘿讓我們更深刻地認識到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要，并且這一改革的開展，不只是理論上調結構、轉方式這樣簡單。在此過程中，農民是否愿意參與？是否有能力參與？怎樣參與？都是需要深入考量的問題。